逸云先生

赵树理的矛盾

作为一个为农民代言的作家，赵树理为人极为朴实淳厚，但其小说并不像本人那样单纯透明，个人与国家，传统与现代，希望与失落等诸多矛盾纠缠、盘结在赵树理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并深深影响着他的生活和创作。

一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始终存在着个人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紧张。赵树理出身农民，习惯以农民身份和立场来思考问题，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革命者，具有为理想而牺牲一切的革命意志。农民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迫使赵树理不得不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作出判断和选择。这样的问题对于郭沫若、周扬、茅盾等人来说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作为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者，周扬等会高屋建瓴迅速抓住问题的要害立刻作出决断，对于这些头脑清醒、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来说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是最高的理想，在这个宏伟理想面前一切个人和家庭的问题都渺小得微不足道。在周扬们看来，个人和集体、家庭和国家之间是如此泾渭分明，截然有别；但对赵树理来说问题就没有如此简单，朴实敦厚的他往往会混淆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在他看来个人的事就是集体的事，家庭问题就是国家问题。表现在文学叙事上，问题反而倒置过来了，对周扬们来说个人和集体、家庭和国家之间是一种包含和从属关系，因而它们之间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而对于赵树理来说个人和集体、家庭和国家之间是并列对等的关系，个人的事情和集体的事情并不是一回事，这样就自然产生个人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矛盾。

赵树理小说常常是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的。如《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才五十来岁便在家里享清福，让媳妇 “给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饭、端饭”，俨然一副太太的架子；而年仅三十来岁的吃不饱倚仗自己数一数二的“人材”，恋爱期间就向未婚夫提出结婚后不上地劳动的条件，结婚后更是把丈夫变成自己的长工。小腿疼、吃不饱表面上看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其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两个人只要碰到地里有便宜活就决不放过机会，只要是多劳多得为自己劳动时她们就会分外用力，但只要是大囫囵集体劳动她们就投机取巧。说白了，小腿疼、吃不饱这些人还是地道的农民，也能吃苦耐劳，她们最大毛病就是自私，关键时候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更不关心集体，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农村可能不在少数，而且1958年前后农村的真实情况就像小腿疼和吃不饱这两个落后农民所显示的那样：公社社员劳动积极性低下、生活条件不高。对农村有着深入了解的赵树理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面对这些落后农民赵树理心情极为复杂，他不理解为什么小腿疼曾经也饱受过婆婆虐待完全体会做媳妇难处等到做了婆婆后反过来又去虐待自己的媳妇？他更不理解为什么吃不饱这样的妇女自由结婚后反倒不能和丈夫平等相处，在家里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养成了一脑子的剥削思想？他非常痛恨那种小农经济模式下所形成的自私落后的思想意识以及封建家长制的生活态度，不惜用辛辣的笔调毫不客气地对其进行冷嘲热讽，但他又反对杨小四那种对犯错误农民动辄就采取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式的粗暴做法 。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什么法” 。[1]自幼生长在农村的赵树理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总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和思考问题，甚至偏袒那些犯错误的农民，完全一副和事佬的模样。尽管赵树理对王聚海那种主张“和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给予严厉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并认为真正需要“锻炼锻炼”的正是王聚海这样办事碍于情面、优柔寡断的基层干部，但王聚海的缺点其实在也在赵树理本人身上存在，在对待农村工作和农民的问题上，赵树理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1959年8月他在写给陈伯达的信中这样说道：“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在国家与集体、集体与个人矛盾的时候，赵树理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话。他痛苦地表示：“每遇这种矛盾出现，我便感到难于开口。”[2]很显然，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源是赵树理把国家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对立起来，而他自己的心里更向着后者。

与同时期的柳青、李准等作家相比，赵树理不善于将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理论的高度加以观照，不具备以阶级分析的立场去看待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的政治觉悟。赵树理小说对农村想象和叙事极具个人特色，其中没有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也没有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赵树理不写重大的历史题材和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而专写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女，尽管也贯彻执行为社会主义、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但赵树理常常是把政治问题化解成生活问题、把阶级斗争化解为伦理斗争，在婆媳、夫妻、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展现新（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旧伦理道德之间的龃龉，彰显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孟祥英翻身》中的女主角孟祥英天生一副倔强的性格，做了媳妇后处处不守老规矩，不但顶撞婆婆，还顶撞丈夫，做了村干部后，更是打不得骂不得，无奈之下婆婆只好和她分家，孟祥英后来被选为劳动英雄，其事迹还上了报纸。小说围绕孟祥英和婆婆、丈夫之间的矛盾展开故事情节，主要是批评了以婆婆一家为代表的落后农民所固守的“三从四德”妇女观，其批判矛盾直指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当然，孟祥英的翻身离不开解放区政府的支持，这样小说自然过渡到对新生政权赞美这个主题上来，但《孟祥英翻身》创作意图到底是提倡妇女的独立解放还是赞美解放区政府却很难说得清，而造成这种写作意图模糊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赵树理无法在个人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之间找到契合点，很难平衡启蒙叙事和革命话语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写农业合作化运动，赵树理的《三里湾》明显不同于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小说。柳青在《创业史》中运用历史理性的眼光去分析农村阶级斗争关系及其冲突，试图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样的历史问题，最终阐明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才是唯一出路的真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尽管没有《创业史》那样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它同样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写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引起的广大农民心灵上的激荡，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给中国农村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与其相比，《三里湾》既没有写出农村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也没写出其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压根就没有阶级斗争，赵树理用父子冲突、夫妻矛盾、母女隔阂代替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用新旧之间的思想矛盾来取代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最后的结局也是大团圆的。在思想教育和暴力镇压之间，赵树理选择了前者，即使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坏人赵树理也主张实行人道主义，《李家庄变迁》中的坏人小毛最后就得到了人民的宽大。及至解放后，赵树理更有理由认为在农村就根本不存在阶级敌人，有的只是一些落后群众，而这些落后群众完全可以通过教育和有说服力的事例改造过来。赵树理用自己这种独特写法抗衡他那个时代，难怪严文井感叹道：“他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有些像狂热的宗教徒。”也难怪江青在看了根据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后说“坏透了”。赵树理以个人狂热去抵抗应对一个狂热的时代，最终他被他那个时代所抛弃。

二

兼具农民与革命者双重身份的赵树理既留念传统又向往现代，对他而言传统是潜在的不自觉的又是根深蒂固的，而崇尚革命的理念时时提醒他必须抛开传统观念的禁锢与束缚、努力追求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形成一股巨大的张力潜伏在赵树理的胸中，并最终通过文学创作释放出来。赵树理小说中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

从叙述内容上看，对革命话语的追求和对民间文化的眷顾使赵树理小说同时具备现代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双重性质，而民间的价值取向和现代(革命)价值取向并不一致，有时甚至相反，此时，矛盾和冲突就从赵树理小说内部裂开。赵树理小说自觉地植入革命意识形态，并参与构建了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革命话语。它对封建迷信思想、剥削意识和传统伦理道德理念进行彻底的揭示和批判，对阻碍农民翻身解放和农村工作的反动势力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宣传和鼓吹土地改革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登记”、“变迁”、“翻身”、“土改”以及“入社”等关键词几乎可以概括赵树理小说全部内容，这些今天看似十分普通平常的词语，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却是极具震撼力、非常时髦的话语。赵树理小说虽然数量不多，篇幅也以中短篇为主（仅有《三里湾》、《灵泉洞》两部长篇），但与周立波、丁玲、孙犁、柳青等相比，赵树理小说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更具特色，其貌不扬、出身农民的赵树理把握时局能力和艺术感觉力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解读能力毫不逊色于同时代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这主要归功于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赵树理是一个文学实用主义者，在被确立为解放区文学的方向之后，他更加注意发挥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功能。对于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赵树理来说，搞好农村工作就是最具体最现实的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就是要将自己在农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地通过文学反映出来，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3]这句话里面还暗藏一条逻辑，就是农村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的问题，解决好农村问题就是为农民服务，这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提出的为“文学工农兵”的宗旨完全相符。说穿了，“赵树理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方向，赵树理本人也必须超朝这个方向努力，对此赵树理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反封建、反传统、婚姻自由、维护农民利益等现代性的话语和“讲话”精神在此达成共识，赵树理小说也因此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推崇。

革命话语使赵树理小说具备了现代叙事的性质，但这并不能掩盖赵树理思想认识上的缺陷，被农民思维方式主导着的赵树理习惯于从实用主义角度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并把文学创作当作解决农村工作问题的工具，“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4]例如写《李有才板话》是“配合减租减息”、针对“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这一现象的；写《李家庄变迁》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写《地板》是为了配合减租减息，反驳收租不纯是剥削的观点。[5]这种纯粹实用主义的写作态度导致赵树理小说“注重的是问题形成、展开和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人物形象的塑造”，[6]轻视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同时，由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总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农民主人公的地位不只是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7]这就使得赵树理小说经常会将一些非常复杂深刻的问题简单化和肤浅化。如《李家庄的变迁》既然要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就必须写明共产党八路军为抗战、尤其是李家庄的变迁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国民党又是怎样假抗战真反共，以及小喜、春喜、李如珍这些反动人物和国民党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同时，铁锁、冷元等农民怎样由自发到自觉地走上革命道路，尤其是李家庄到底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成为小说写作的重点。而赵树理为了照顾农民的阅读能力和审美情感把精力集中在铁锁一个人身上，结果《李家庄的变迁》就变成了农民铁锁的一个人的苦难史，“变迁”这个中心事件被一带而过。事实上，正像《李家庄的变迁》一样，赵树理小说尽管写到许多问题，也确实有许多想法，但实用主义的写作态度使其始终没有很好地表现“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翻身得解放”这一根本性的历史主题，这是赵树理小说最大的遗憾。然而事情总有其两面性，正是因为与历史主题的隔膜和客观事实上对宏大叙事的疏离，反而成就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文学一体化时代，赵树理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为读者创造了另一种文学叙事形态和话语空间。

赵树理非常喜爱中国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化“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具有藏污纳垢的性质，民间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制约和影响赵树理的艺术立场和趣味，并使其小说人物“往往不自觉地寄托了民间的趣味和愿望”。[8]赵树理小说塑造了一些大胆追求婚姻自由，公开反抗封建家长制作风、积极革命和劳动的妇女形象，如小芹（《小二黑结婚》）、孟祥英（《孟祥英翻身》）、金桂（《传家宝》）等，但也塑造了很多落后的女性形象，如三仙姑，惹不起、能不够、常有理、吃不饱、小腿疼，此外还有蛮不讲理的孟祥英婆婆、守旧而又固执的李成娘等等，与那些正面女性形象相比，赵树理小说中的落后妇女形象显得更为真实、性格也更加鲜明。很显然，赵树理对落后妇女的了解、熟悉程度要远远超过那些积极进步的女性，但问题是为什么赵树理要将这些落后陈腐的观念加在女性身上，为什么在他笔下上了年纪的妇女没有一个不落后的，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传统观念中关于妇女许多偏见：诸如“头发长，见识短”，撒泼放野、老不正经、小肚鸡肠、好吃懒做，在赵树理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让我们不能不怀疑赵树理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沿用了传统观念中重男轻女思想，站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女性。从赵树理小说这些落后妇女形象来看，它确实投合了民间的趣味和愿望，并为此牺牲了文学的思想力度和现代性。

其次，从叙述形式上看，赵树理遭遇到用传统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和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与现代艺术形式双重矛盾。赵树理十分钟爱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不认同甚至排斥“五四”新文化尤其是外来文化，为了表现当代生活，尤其是及时迅速地反映工作中刚刚出现的问题，赵树理采取用传统的旧形式来表现当代的新生活的手段。“旧瓶子装新酒”的办法给赵树理文学带来了成功，但也限制了他的艺术视野和表现才情，同时它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相违背，也与刚刚建立新中国的文艺政策相左。赵树理解放前后在小说创作上的不同进展以及他在读者大众和知识分子作家心目中的不同地位说到底还是因为赵树理的文学观念造成的。

从创作方法上来看，赵树理小说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赵树理的现实主义显然有别于周扬等人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它集中表现在对文学和生活的关系认识和理解的不同。赵树理努力敉平文学和生活的界限，很少对所要叙述的事情进行斧凿加工，更不会进行抽象性的归纳，尽可能原生态地呈现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农村生活图景，生活化、场景化、细节化是赵树理小说的特色之一。赵树理小说从故事到语言、从人物到结构都非常生活化，通俗、浅显、自然、平淡，或许在赵树理本人看来自己根本不是在进行文学创作，只是在用笔记录生活，赵树理曾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9]显然，用小说的形式反映普通农民的真实生活，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并使其从中受到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风尚的教育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走的是大众化的路子，即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农村现实。赵树理非常注重从民间艺术和传统小说中吸收营养，民间说唱艺术中重视台词幽默诙谐的做法和传统小说中的全知视角和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模式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得到继承和发杨，赵树理这种写法虽然一度被视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典型文本和新时代文学的方向，但实际上属于实用主义（或自然）的现实主义，它与周扬等人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经典）现实主义不相符，甚至是对立与冲突的。这种冲突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确立渐渐经典显露出来，赵树理小说与经典现实主义所提倡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要求想去甚远。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创作上的这种差距，解放后好长一段时间赵树理停止小说创作，好不容易创作了《三里湾》，发表后立即有人批评它 “典型化”程度不够，后来的《“锻炼锻炼”》更是遭到严厉的批评，有人甚至认为这个短篇 “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手足无措的赵树理不是不想改，而是他无法适应新的创作环境，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1958年3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报道。赵树理本想跃进一下，却无论如何跃不上去。“在大跃进浪潮中，我计划先写一个回忆中的小说，可是这与生活锻炼有矛盾，写了几天就觉得应该放下它先到生产中去。”

三

最后我想谈谈赵树理小说的虚无主义。这个问题是由日本学者洲之内彻提出的，洲之内彻在《赵树理文学的特色》中认为赵树理小说充满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取消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依据现代文学必须表现个人主体的困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以及相随的“心理主义”这一最重要的尺度，洲之内彻判定赵树理的文学还不能完全具有文学的资格，但他又认为赵树理的“乐观主义中潜在着他不曾意识到的虚无主义”。[10]关于赵树理的文学是否完全具有文学资格这一问题我想无须讨论，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赵树理小说就是最好的回答，但洲之内彻随后提到的虚无主义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赵树理难道真的像洲之内彻所说的那样具有虚无主义倾向？如果有它是怎么表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它与其小说中的乐观主义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这得先从虚无主义说起，按尼采的说法虚无主义是对彼岸世界的绝望。根据哲学观点人是生活于对彼岸的期望之中，这种期望一旦受到现实的阻击，人就会产生怀疑情绪，并最终感到绝望。赵树理绝望过吗？答案是肯定的。1949年10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被推选为主席，他曾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打入天桥去”，这句曾响彻太行山区的通俗化、民众化的口号，此时在北京城却显得柔弱无力。严文井在《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一文中写到：“50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官儿们’一般都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 陈荒煤也说他 “与一般文艺界的朋友、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界人士往来不多，关系不很融洽”。尽管此前赵树理一直很低调，说自己是一个“文摊作家”，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在伟大的首都会遭受如此的冷遇，进城后的赵树理在工作中屡屡受批评，多次做检讨，颇有动辄得咎的味道。例如，《说说唱唱》第三、四期发表了一篇名叫《金锁》的小说。有人批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于是，赵树理两次在《文艺报》上做了检讨。1951年6月，赵树理写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7月，鉴于当时反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气候，他也做了检讨，说文章“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有一次，胡乔木当面批评赵树理说他 “自入京以后，事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于是，赵树理下去了。后来赵树理创作了《三里湾》、《传家宝》等小说，但无一例外都遭到批评。但赵树理并没有屈服，1956年6月7日，赵树理在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如有人对我的《传家宝》提意见，说我没给李成娘指出一条出路。也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赵树理因为《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而受到作协党组的严厉批评，经过运动后的赵树理曾对对友人伤感地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11]不难看出从1949年进城一直到1970年去世这二十年间，赵树理一直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度过，他的心情也一直处于失望和悲观之中，并对周围一切产生怀疑态度。1962年的大连会议，赵树理作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五九年的观点更激进，“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12]此时的赵树理一定非常绝望，“庐山会议”彭德怀的结局他能不知道？他这是在“死谏”，拼尽全力与他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搏，生死早已被他忘了。建国后的赵树理一直生活在虚无之中，但这种虚无是有限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否则他就不会做出那么多积极有为的行动。

在文学创作中赵树理虚无主义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表现，首先是“不写”。在去世前不久，赵树理不胜感叹地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13]不写就是一种无言的写作，就是对那个虚假狂热年代的抗议和示威。其次是“反写”，通过正话反说和旁敲侧击的办法将自己心中的怀疑和不满间接地表现出来。如《锻炼锻炼》吃不饱、小腿疼这两个名字表面上嘲讽那些思想境界不高的落后农民，但它从另一个方面真实地写出了当时农民劳动积极性低下，生活待遇不高的事实，表面上批评杨聚海和稀泥、不会做群众工作，尤其是对落后农民心慈手软，实际上批评杨小四等干部动辄写大字报、用计谋整人的不良作风。再如《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这两部小说虽然艺术上没有特色，但它所倡导的实干精神无疑是对那些整天喊口号不做实事浮夸风的反拨。还有《卖烟叶》，这在今天被许多读者认为是赵树理最大败笔的一部小说，乍一看与同时期其他小说没有什么两样，它编造了一个叫贾鸿年的农村坏青年倒卖烟叶最终事情败露被揭穿真相的故事，主题是反投机倒把。其实这是一部很值得推敲的小说，作者真正目的之一是在谈小说应该怎么写，为此赵树理特意加了个前言：

“现在我国南方的农村，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增加了‘说故事’一个项目。那种场面我没有亲自参加过，据说那种‘说法’类似评书，却比评书说得简单一点，内容则多取材于现在流行的新小说。我觉得‘故事’、‘评书’、‘小说’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用评书形式写成的《水浒传》，一向被称为‘小说’；读了《水浒传》的人向没有读过的人叙述起这本书的内容来，就变成了‘说故事’。

“我写的东西，一向虽被列在小说里，但在我写的时候却有个想叫农村读者当作故事说的意图，现在出现了‘说故事’这种文娱形式，就应该更向这方面努力了。闲话少说，让我先写一个卖烟叶的故事，试试灵不灵。”

可以看出赵树理是想通过这个前言告诉读者，自己写《卖烟叶》是在向“说故事”这种文娱形式努力，因为“说故事”的故事内容“多取材于现在流行的新小说”。屡遭批评的赵树理显然已经意识到他那些贴近生活的“问题小说”已经大大落伍了，为了跟上形式，他只好从“流行的新小说”中寻找故事，这样自己就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赵树理这哪里是在写小说，他分明是在作践自己，更是在作践所谓的“流行的新小说”：看吧这就是流行的新小说，我也会写。有意思的是赵树理还借小说人物贾鸿年写小说的事件将流行新小说狠狠地奚落一番，“写自己不懂的事谁也写不好。”赵树理既是在说贾鸿年这样的新小说家，也是在说自己。是的，赵树理对他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越来越感到陌生，许多事情让他摸不透弄不懂。他将心中的困惑和疑问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在那样狂热的年代里，谁还会留心他这个落伍者内心的悲鸣，又有谁能体会他的良苦用心？《卖烟叶》是赵树理留给那个“疯狂季节”的绝响，此后他再也没有拿笔写作。

洲之内彻说赵树理小说充满乐观主义是对的，但赵树理小说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取消个人和社会的对立；说赵树理小说有虚无主义倾向也是对的，但赵树理不是 “不曾意识到”。赵树理本人就是和他那个时代对立着的，洲之内彻还是将赵树理简单化了。表面上的乐观和内在的怀疑、失望一直矛盾地统一在赵树理小说中，并使其更具叙事张力。

余论

赵树理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碰撞。赵树理对民间文化的认同和对现代文化（尤其是外来文化）的排斥，一度时间内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契合，然而随着全中国的解放和新的经济基础确立，以及上层建筑内部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调整，赵树理的文化选择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他因此而遭厄运。赵树理的矛盾是一个人的矛盾，也是一种文化的矛盾。

【参考文献】